重磅 | 毛克疾：印营商环境越好，中企风险反而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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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毛克疾

编辑 | 关云逸 穆祎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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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莫迪政府对在印中资企业持续采取高压政策，以国家安全、逃税漏税、违规汇款等借口，将全部在印中资手机App企业赶尽杀绝，还连番敲打迫害小米、Vivo、Oppo、华为等中资头部手机企业。中资企业受莫迪政府打压损失如此惨重，以至于 “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的已然成为中文网络上人尽皆知的流行语。
尽管如此，印度营商环境仍被重重迷雾所笼罩，很多重要问题仍有待回答：莫迪政府对待中资企业做法，是只针对中国的特殊打压，还是在印外资企业的普遍遭遇？当前印度营商环境究竟怎么样，是外商避之不及的杀猪盘，还是争先恐后入场的淘金地？印度政府和社会究竟如何看待外资，是真心诚意的热烈欢迎，还是笑里藏刀的揶揄利用？既然莫迪政府希望吸引外资助力印度经济崛起，为什么仍频频爆出割外资韭菜的丑闻？ 

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制定因应莫迪政府强硬经济政策的对策，更有助于理解作为中国地缘经济潜在竞争对手的印度——在看到它的优点和长处的同时，也要看到深深嵌入印度历史和体制里的弱点和短板。南亚研究小组特此转载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为“印度硅谷”班加罗尔市内的购物中心  新华社/GAMMA伽玛

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后，尽管印度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的排名从2015年的第142位，火箭般蹿升至2020年的第63位，但更多证据却表明，外资企业在印所处的营商环境并未出现实质性好转。根据印商工部官方披露的数据，2014年初至2021年11月，共有2783家外资企业宣布关停在印业务，考虑到同期外资企业在印分支机构总数仅12458家，这一比例算不上低。这一时期逃离印度的企业不乏德国麦德龙（Metro AG）、瑞士霍尔希姆（Holcim）、美国福特、英国皇家苏格兰银行这样的行业巨头。虽然一些企业自称退出原因是“调整经营策略”“自身方向变化”，但更多企业指出，监管规则“翻烧饼”、关税壁垒高企、行政繁文缛节、官员寻租腐败才是驱离他们的深层原因。

对在印外资企业而言，日常经营风险其实远没有印官方带来的“灾难式”风险可怕。毕竟，日常经营风险大多可以通过商业策略和市场工具规避，但印官方机构一旦出手，企业几乎必然损失惨重。企业期待可预测的、确定的、透明的政策体系，以及注重时效的司法体系，但印度长期以来却似乎处处站在对立面上。从立法角度看，由于联邦政府、邦级政府负责的职权范围犬牙交错，同时立法时间跨度极大，导致众多法律法令范围不清、政出多头，造成极大灰色空间，给予各级执法者巨大自由裁量权。从司法角度看，印度各级法院体系又由于缺乏人力资源而以低效闻名于世，诉讼流程往往长到难以伸张正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涉及商业和经济的法律法规中，居然有多达26134个条款涉及“监禁入狱”。立法模糊、诉讼低效、刑罚严苛三者叠加，造成“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的局面。因此，在印度经营的企业和企业家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

例如，阿联酋电信（Etisalat）和挪威电信（Telenor）在印度最高法院单方面裁决取消其二代通信网络频谱分配后，在印几乎损失全部资本投入——当挪威电信2017年宣布退出印度市场时，累计损失已高达30亿美元。再如，韩国浦项制铁（POSCO）曾经在奥里萨邦投入120亿美元投建印史上规模最大的外资项目，但由于印联邦和邦级政府多次违约，项目最终胎死腹中，先期投入全部付诸东流。此外，日本多科莫（DOCOMO）在与塔塔集团合资的电信公司损失13亿美元后，却由于印央行反对而无法退出合资项目，久拖不决造成巨大损失。

印度政府态度变化无常往往导致企业血本无归。例如，2005年迪瓦斯（Devas）公司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下设商业部门签订合作协议，计划开展卫星发射和地面宽带网络业务，但几年后印度政府却单方面取消合同，使迪瓦斯的先期投资和预期收入全部作废。对此，迪瓦斯选择起诉并提交国际仲裁，并在漫长的过程后获得了有利判决结果，但印度政府不仅没有按照判决赔偿，反而为了逃避赔偿，为迪瓦斯公司罗织各种经济罪名，并对其发起破产清算。这一事件之所以造成轰动效应有三重原因：一是印度政府作风强势，随意决策造成合作企业血本无归；二是印度政府虽然理亏，但却敢于拒不执行国际仲裁；三是印度政府为了逃避赔偿，敢于动用刑事工具追击涉事企业。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恐怕没有外资企业不害怕。

如果说印度政府出尔反尔、报复打击还属于耍赖范畴，那么沃达丰（Vodafone）事件就说明印度官方完全有能力对企业发起系统性迫害。2007年沃达丰以10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香港电信运营商和记黄埔（Hutchison Whampoa），而后者通过在开曼群岛注册的CGP公司间接持有印电信运营商HEL公司67%的股份。本质上，两家交易主体均在印度境外，但交易内容却涉及在印资产。在交易完成后，印度税务部门就以“CGP的在印资产出售时已增值“为由，向沃达丰征收高达22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但遭到沃达丰拒绝。这场纠纷以沃达丰向印最高法院上诉并获得支持而被免除缴税义务告终，因为最高法院发现1961年的印度收入税法（the Indian Income Tax Act）并不支持以这种形式对境外主体征税。

意想不到的是，印度政府居然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眼见“法律漏洞”，2012年印议会推动通过金融法案（the Finance Bill 2012），专门修订1961年收入税法，赋权印税务部门“溯及既往”，对沃达丰2007年的交易直接征税——这意味着印度国会作为立法机构，事实上配合印度税务机关的要求，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此后，印税务部门立刻跟进处罚沃达丰，包括本金、滞纳金、罚款在内总额高达56亿美元，而沃达丰则向常设国际仲裁法院(PCA)求助。经过多年纠缠，2020年PCA裁决印度政府败诉，不仅要立刻停止征税，还要赔偿沃达丰经济损失。相似的事件也发生在凯恩能源身上，同样是印税务部门对凯恩能源“溯及既往”征税，同样被PCA驳回。有趣的是，由于印度政府不肯退还罚金，凯恩能源只能满世界扣押印政府资产以抵充赔偿，其中既有印政府在巴黎的外交公寓，也有印度航空（Air India）等印国企的海外资产。虽然这两起纠纷都以印度政府失败告终，但传达出的信号却非常明确——既然印度立法、行政部门可以串通一气，在征税问题上直接修改规则“溯及既往”，那他们也完全可以在其他问题上这样做，而只要他们愿意，任何在印企业都难逃倾家荡产的命运。

既然莫迪政府热切希望吸引外资助力经济崛起，那为什么还如此专横对待外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倾向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印度独特的历史轨迹和社会政治氛围。归纳总结来看，印度政府、政党、官员、民众长期普遍疑惧五类企业：

一是跨国企业。历史上英国殖民印度次大陆始于跨国企业渗透，因此对印度来说通过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循环，非但不意味着繁荣，反而意味着苦难和剥削。

二是大型企业。印度殖民地历史表明，任何大型企业都可能成为影响政治经济走向的独立力量，只有将企业限制在中小规模，印度政府才能分而治之，加以控制和塑造。

三是新技术企业。历史上，英国凭借工业革命的技术力量碾压印度传统手工业，这意味着新技术带来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也必然造成“创造性破坏”，这可能撕裂印度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造成政治危机。

四是轻资产企业。轻资产企业主要在金融、传媒、数字、服务等领域，往往在印硬件投入不多，缺乏让印度政府“放心”的抵押物，且容易激起印度民众“贡献不大，赚钱很多，财产转移”的“被剥削感”。

如果说还有第五类企业，那就是“敌国”企业——当然，敌国的定义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

一家企业如果被贴上上述任何一张标签，就意味着面临风险；如果被贴上好几张标签，那就意味着巨大风险；如果同时被贴上五张标签，意味着风险必然降临。为什么中国背景的App企业在印首当其冲？因为他们是跨国大企业，代表新技术，轻资产运行，而且来自与印度龃龉不断的中国。为什么同样是中资企业，制造业企业处境明显好于互联网企业？因为前者重资产运行，创造就业，而且对印既有市场技术冲击较小，还能推动印工业化进程。同样从事消费电子制造业，为什么三星、苹果处境明显好于小米、Oppo、Vivo？因为后者来自中国，这就注定了他们在印度必然遭遇更多的坎坷和打压。

公允的说，印度并不只坑害中资企业，很多美资、欧资、日资、韩资企业照样折戟沉沙、血本无归，这是“一视同仁”的一面。在这种背景下，虽然莫迪政府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印度各地政府、社会、民众对外资根深蒂固的疑惧，但只要莫迪政府推动印度实现经济崛起的雄心壮志足够强烈，就必然需要不遗余力改善营商环境，以更好吸引外资。例如，莫迪政府2021年8月在印议会推动通过征税法修正案（The Taxation Laws Amendment) ，顺应呼声正式取消了引发诸多争议的“溯及既往”条款，结束了沸沸扬扬的沃达丰案和凯恩能源案。与此同时，莫迪政府近年来迅速拉近与美欧日韩企业界的关系，吸引了一批曾对印度冷眼相看的跨国企业家——例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再次聚焦印度，甚至以个人政治信誉担保相关企业赴印投资安全。

然而，莫迪政府虽然为“优化营商环境”做出巨大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也能平等享受这轮红利。恰恰相反，莫迪政府可能为了吸引外资努力淡化前四类企业的“负面标签”，并为相关企业保驾护航，但却唯独留下最后一张“敌国”标签，甚至主动营造出一种“谁都可以来，就中国不行”（everyone but China）的歧视性氛围。这就是为什么莫迪政府2020年4月推出的Press Note 3政策，要以对“来自与印陆地接壤邻国的投资”进行安全审查之名，对赴印中资企业行严格限制之实。在这种背景下，中资企业在印所处的营商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可能更加恶劣，因为他们不仅要克服印度市场内生的巨大经营性风险，还要时时刻刻提防来自印度各级政府的歧视性政策和针对性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莫迪政府一夜之间封杀几百个中国背景的App企业不仅没有像沃达丰案和凯恩能源案一样引起国际舆论的普遍疑惧，反而因为呼应了西方对华“脱钩”“断链”的关切，成为捍卫“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的范例，并收获默许甚至赞扬。与此同时，与莫迪政府关系密切的印度财团、期待莫迪政府出让利益的西方巨头也乐见驱赶中资企业腾出的市场真空，摩拳擦掌打算入场瓜分市场。这表明，莫迪政府针对中资企业穷追猛打，不仅符合其外交利益、政治利益，甚至也符合其经济利益——不仅没有妨碍其吸引其他外资赴印，甚至还可能起到催化、助力的作用。

诚然，“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抓住了印度市场本质特征——印度政府、社会、市场都普遍疑惧外资。尽管莫迪政府正在改变这种局面，但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印度营商环境总体改善的同时，中资企业的处境却可能更加恶劣，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残酷事实。

作者简介：毛克疾，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环球杂志”微信公众号2023年7月27日文章，原标题为《印度老割外资“韭菜”，受伤的可不止中企》。

本期编辑：关云逸 穆祎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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